中校参谋长

我猛地睁开眼。

“参谋长！参谋长您醒了！”

一张沾满黑灰的脸凑到眼前，嘴唇干裂，眼睛布满血丝。他戴着那种老式军帽，土黄色的军服肩膀上缝着磨损的领章。不是我军新式迷彩。

我的喉咙里挤出嘶哑的声音：“这是……哪儿？”

“同古外围，皮尤河岸边啊！”士兵急得声音发颤，“鬼子开始打炮了，咱们浮桥才搭了一半！刘团长让我来询问这里的情况，咱们是继续搭，还是先撤回同古休整？”

记忆的碎片开始冲撞。

上一刻——不，应该是上一个人生的最后一刻——我还在朱日和。我是王益烁，某旅侦察营营长，旅级对抗演习最后阶段，我带着两个排穿插蓝军后方，在一片开阔地遭遇电磁干扰，然后……

然后就是刺眼的白光。

不是爆炸。更像是整个世界被撕开一道口子。

“参谋长？您说句话啊！”士兵的手在我眼前晃了晃。

我撑起身子。周围是河滩，浑浊的皮尤河水在几十米外流淌，工兵们趴在临时挖出的浅壕里，几段木结构浮桥的骨架歪斜在岸边。远处地平线上，黑色的烟柱正在升起。

这不是演习。

炮弹落点没有激光模拟器那种干净利落的判定，没有导调员举着黄牌喊“你阵亡了”。这是真实的土石飞溅、真实的冲击波、真实的死亡气息。

“今年……”我的声音干涩得不像自己的，“是哪一年？”

士兵愣住，看我的眼神像看疯子：“民国……民国三十一年啊，三月十八。参谋长，您是不是被震糊涂了？”

民国三十一年。1942年。

脑子里又一阵剧痛。这次不是物理的痛，是两股记忆洪流撞在一起的撕裂感。

王益烁。两个王益烁。

一个是我，二十一世纪的侦察营营长，三十四岁，陆军指挥学院硕士，在朱日和准备冲击蓝军指挥部。

另一个是……现在这具身体的原主。新编

中校参谋长

旁边的作战参谋小声说：“可是……没完成渡河点建设，师部追责怎么办？”

我看了他一眼：“是追责重要，还是全团一千多号弟兄的命重要？”

掩体里安静了几秒。

刘砚盯着地图，手指在“同古”两个字上敲了敲，终于咬牙：“撤！传令各营，按参谋长刚才的命令执行，交替掩护，往同古西门撤退！”

命令传下去了。团部开始收拾电台、文件、地图。我靠在掩体土墙上，闭上眼睛，让两段记忆最后一次激烈碰撞。

朱日和。电磁干扰。白光。

然后就是这里。

不是魂穿，更像是两份完整的记忆和人格被硬塞进同一个大脑。现在的我，既是那个在模拟战场上琢磨着怎么“击毙”蓝军指挥官的侦察营长，也是这个在真实战场上想着怎么活下来的工兵团参谋长。

但主导的是我。二十一世纪的我。

因为原主在炮击震晕的那一刻，某种意义上的确“死”了。我接管了这具身体，接管了他的记忆、人际关系、专业技能——包括他黄埔学的那套工兵知识，现在也成了我知识库的一部分。

“参谋长。”刚才那个少尉又凑过来，递给我一个铁水壶，“喝口水吧。您的眼镜……找到了，但镜片裂了。”

我接过水壶喝了一口，水有股土腥味。又接过眼镜戴上，果然，左镜片有道裂纹，视野有点扭曲，但总比没有强。

“谢谢。”我说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少尉愣了一下：“我……我是团部作战参谋陈启明啊，参谋长您……”

“炮震的，脑子还有点懵。”我面不改色地撒谎，“现在清醒多了。陈参谋，撤退序列安排好了吗？”

“安排好了！一营断后，二营护卫团部，三营先撤。伤员已经先行往同古送了。”

“很好。”

外面炮声渐稀，日军可能在进行火力延伸，或者步兵开始前出了。不能再等。

“团长，该走了。”我说。

刘砚最后看了一眼地图，把它卷起来塞进图囊：“走！”

撤退比我想象的艰难。

工兵团不是战斗部队，虽然也配了步枪和少量轻机枪，但训练和战斗意志跟一线步兵师差得远。

我跟着团部走在中间序列。一边走，一边观察地形，一边在脑子里翻找记忆。

同古，缅甸中部要冲，仰光至曼德勒铁路线上的重镇。1942年3月，日军第55师团主力围攻同古，守军是远征军第200师，师长戴安澜。历史上，200师在这里血战十二天，毙伤日军五千余人，最后因援军不至、补给断绝而被迫突围。

今天是3月18日。按历史，日军已经完成对同古的合围，200师正在城内构筑防御工事。我们工兵团原本的任务是在外围构建渡河点，可能是为了预备将来的反攻或撤退通道——但现在看来，这个任务已经失去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