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案比第一案复杂得多。

这是一桩人命官司，某县城中有兄弟二人，兄名张仁，弟名张义，父早亡，母在堂，张仁娶妻李氏，张义尚未婚配。

一日，张仁暴毙于家中，死时面色青紫，七窍流血，仵作验尸后断定是中了砒霜之毒。

县官提审李家上下，李氏声称不知情，丫鬟说当日的饭食是李氏亲手所做，张义则指认是李氏毒杀亲夫。

李氏反咬一口，说张义觊觎家产，故意嫁祸于她。

县官一时难以决断，将案卷上报州府。

沈玉书接着往下看，题目附了仵作的验尸格目、李氏的供词、张义的状词、丫鬟的证词、邻里关于张氏兄弟关系的旁证，洋洋洒洒足有五六页纸。

他将所有材料通读了两遍，闭上眼睛，在脑中重新构建整个案情。

仵作的验尸格目中写得很清楚，尸身面青紫，口鼻出血，指甲发黑，胃中有砒霜残留，毒发时间大约在午时。

丫鬟证词说，当日午间是李氏亲手做的饭，端进张仁房中，夫妻二人一同用饭，张仁饭后不到半个时辰便毒发身亡。

张义则称，兄嫂素来不睦，李氏常与邻人抱怨张仁无能，早有异心。

可李氏的供词中却有一处细节让沈玉书停了笔。

李氏说，当日她与丈夫一同吃饭，吃的是一锅饭、一碗菜，若是她下的毒，为何自已安然无事？

沈玉书将这一处圈出来，又翻到丫鬟的证词。

丫鬟说，李氏与张仁分桌而食，李吃的是素菜，张仁吃的是荤菜。

再翻仵作验尸格目，张仁胃中残留的砒霜确实与荤食混合。

他继续往下翻，邻居的旁证中提到，张义与兄长关系不佳，常因家产分配争吵，张仁死前半月，张义曾扬要“让兄长好看”。

而案发当日，张义的行踪亦有些蹊跷，他自称一整个上午都在城东茶肆喝茶，但茶肆掌柜却说记得不太清楚，只说他来过又走了。

沈玉书的笔在纸上停顿许久。

这案子最巧妙的设定在于，李氏和张义都有动机，证据却都不足。

若是李氏下毒，她吃素菜而丈夫吃荤菜，确实可以解释为何只有丈夫中毒，但若真是她下的毒，这手段未免太过拙劣，倒像是有人故意将嫌疑引向她。

若是张义嫁祸，他需要提前知晓李氏当日做什么菜色，并找机会在李氏做饭时潜入厨房下毒。

突破口在哪里？

沈玉书沉吟半晌，目光落在了李氏供词中的一句话上：“当日午时，妾在厨下做饭，因案板忽然断裂，妾出去寻王木匠修理，离开了一炷香的工夫。”

案板断了？这个细节被李氏随口带过，但沈玉书没有放过。

若案板断裂是真的，那李氏离开厨房的时间，正好是有人趁机下毒的空隙。

他查了查王木匠的名字，在邻人的证词中，王木匠提到：“那日午前，张义曾来我铺中闲话，迟迟不走，快到午时才离开。”

沈玉书心中一凛。

张义在茶肆待了不到半个时辰便离开，此后去了哪里？

他先去了木匠铺，拖延王木匠，让他在案板断了之后无法立即上门修理，为投毒争取时间。

此后，他趁李氏离开厨房去找王木匠的空隙，潜入厨房下毒，案板会断怕也不仅仅是意外，张义完全可以提前做手脚。

这个推断合情合理，但沈玉书随即又冷静下来。

所有的巧合都指向张义，但这一切都是李氏的口供。

如果案板根本没有断，李氏的供词就是在撒谎。

他重新翻阅丫鬟的证词，发现丫鬟确实提到“那日案板断了，娘子去寻王木匠”，佐证了李氏的说法。

多个证人的证词能够互相印证，便不是孤证。

沈玉书理清了思路，提笔写道：“此案死者张仁，因中砒霜毒而亡，查仵作验尸格目，毒发于午时饭后，当日午间饭菜为李氏所备，然而李氏食素，张仁食荤，毒只在荤食之中。

若李氏欲毒杀亲夫，断不会用如此拙劣手段自露嫌疑，且李氏供词中所案板断裂之事，有丫鬟与王木匠证词相佐，属实无误。

李氏离开厨房寻王木匠期间，厨房无人看守约一炷香工夫，正好适合他人下手投毒。

反观张义，案发当日在茶肆坐不足半个时辰便离去，此后又在其他地方出现，行踪反常。

更可疑的是，张义在案发前曾去王木匠铺中闲话多时，有意拖延王木匠上门修理时机。

案板断裂一事，也有可能是他事先做了手脚。

又查李氏与张义各自动机，李氏虽与张仁偶有口角，但膝下已有一子，若毒杀亲夫，按律本人应被处以极刑，而且累及子女，得不偿失。

张义则因家产分配与兄长争执，张仁死后可得家产大半，动机更甚。

综上，本官裁断真凶乃张义，依《大越律·刑律·人命》，以谋杀至亲尊长论罪，处斩立决。李氏无罪开释。”

写完第二案，沈玉书整个人像是被抽去了半条命。

题目绕了太多弯，设了太多障眼法，若不是他在槐树村时帮县学先生整理过大量案牍卷宗，见识过各种五花八门案子的真实判例，只靠死读书绝不可能把案件理得如此清楚。

外面的天已经黑了，号舍里点起了蜡烛，昏黄的光在纸面上摇摇晃晃。

沈玉书揉了揉酸胀的太阳穴，翻开第三案。

第三案的题目一入眼，他整个人便愣住了。

与前两案不同，第三案不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，而是一桩朝堂上的纠葛。

题目以奏疏的形式呈现，洋洋洒洒近千，大意是：

某州知州在任三年，政绩显著，百姓甚至立了德政碑，几天后却被人弹劾，说他贪墨府库银两用于私宅修缮，证据确凿。

但该知州辩称，修缮私宅所用的银子是自家祖产变卖所得，与府库无关，后面下派官员查账后发现，府库账上确实少了与修缮银两恰好相等的一笔钱。

皇帝命大理寺复审，要求考生以复审官身份拟一份复审意见。

这题的难点不在于律条，若是按贪墨之罪处理，知州依律当斩。

真正让沈玉书感到棘手的是题目最后附的一行小字：“该知州在任三年，减税三成，新修水利四十二处，使一州之民免受饥馑。功德碑为其离任时百姓自发捐建。”

这不是一道律法题，这是一道政治题。

题目里的知州是一个能吏，他有政绩，做了实事，百姓感激他，但同时他又有贪墨的嫌疑。

证据看似确凿，若是按律严办，杀了一个能吏，寒了一州百姓的心。

若是因他有政绩而宽纵，那律法的威严何在？

沈玉书靠在冰冷的号舍墙壁上，慢慢闭上了眼睛。

一瞬间的功夫他想到了很多事。

长明书院里那些只知道背诵经义的学子，槐树村里那些被县吏盘剥却无处申冤的乡民，还有母亲曾教过他的话——“律法是死物，但用律法的人是活的。”

过了好一会儿，他睁开眼睛，重新拿起案卷，从头到尾逐字细读。

复审材料中附了府库账目的详细记录，沈玉书一页一页地往下看。

他的目光忽然停在一处。

修缮私宅所用的木料、石料、工匠银两，合计三千二百两，而府库账上缺少的那笔钱，数目也是三千二百两，一分不差。

太巧了。

巧得让人不敢相信。

沈玉书又从头把账目翻了一遍，这次他找出了问题的关键。